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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虎一席谈”栏目看谈话节目公共话语空间

2019-05-02 09:25 来源:未知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和,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1]公众是公共空间的主体,因为他们有权对其所关心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做出评判。传统的谈话节目让人们感受到的是专家专业、领导权威,谈话过程中相互支持或吹捧;谈话进程总是一帆风顺。谈话节目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受众参与’的深度开掘,‘受众参与’是谈话节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栏目与受众的双向沟通、互相理解、彼此促进,能够推进节目的创新”。[2]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的传播从过去的单向传播变为现在对线]。“一虎一席谈,大家一起谈”,将我们带入一种全新的谈话栏目。

  该栏目每期话题都与当下一些重大新闻事件或社会热点紧密相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一虎一席谈”就组织讨论话题“中国该不该帮助美国救市”;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栏目便推出话题“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汶川地震不久后跟随“范跑跑”的新闻,“范美忠不顾学生逃跑是不是失职”的讨论就出现在该栏目中;近年来房价暴涨,栏目又讨论了“房价是不是到了拐点”的话题。由此可见栏目每次的话题都与当今时事焦点息息相关,这样的选题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满足了普通受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愿望,同时更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表现。

  那些宏大遥远得与生活无涉的话题,在该栏目中引伸出许多相关社会现象,进一步扩展到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而使话题不再孤立且具有讨论的公共价值。如讨论“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时,乍看与百姓现实生活结合的并不紧密,但是随着主持人的引导和讨论内容的不断深入,专家和观众一起分析了政府的救市行为,之后讨论了金融危机引起的“失业潮”是否会发生在你我之间。节目进行到此,观众的热情再次被调动,因为失业问题关系到百姓民生。这样栏目就很巧妙地将宏观化为微观,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考相结合,接下来对经济走势的预测引起观众兴趣也就水到渠成。3.可辩性话题的可辩性为栏目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虎一席谈”确定的议题往往都具有很大拓展性思辨空间,且主持人有意顺着话语激烈走向将交锋引向尖锐和敏感的问题。节目中谈论题目的设置多是带有“能不能”、“是否”、“该不该”等字样,例如“范美忠不顾学生逃跑是不是失职”、“大学该不该有排行榜”、“繁体字教育该不该恢复”、“二人转该不该登大雅之堂”等。而且每一个话题的结论都不是唯一的,在观点表达背后都存在着多元价值的碰撞。当所有观点被展现出来时,观众可看到现场对问题多视角的演绎,既有理论角度的剖析,又有切入生活的直述;既有对精英和社会大众的思考,也有对草根、边缘人的关怀。一条新闻事实报道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传播的终止,相反它却象征着深层智慧的开启。真理的火花越擦越亮,生活总是在无限的思考之中开拓出光明之路。因此,话题的可辩性,对整个节目激烈而有深度的进展必不可少。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尔看来,“社会总是呈现为各种具体的‘场域’,社会场域意指具有创造实践、文化才干的互动者、社会行动者,进行竞争较量的‘力的较量’的场所”。[4]“一虎一席谈”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开放的话语场,呈现出一种可争论的情境,其话语空间为持不同观点的参与者提供了表现与表达的勇气、机会。各人都如斗士那样强烈捍卫着自己的话语立场且对话语竞争对手具有很强的批判和折服之心,冲突、转折甚至误会、批评都真实地呈现在节目当中,如实完整地营造出一个既有看头也有可思考性的谈话栏目。

  谈话类节目无法像电影一样充满戏剧性,但该栏目却能做到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栏目中嘉宾出场设计同样可为此做出贡献。每一次嘉宾的出场都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每组嘉宾的共同出场都预示着新一轮论战的可能。如此在同一空间随着话语者的变更和谈话情境的迭变,蓄酿着一波波谈话的冲击,给电视前的观众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参与感。该栏目还有意淡化权威和普通百姓的界限,话题展开更加充分,维护了一个话题真实讨论的过程和系统性。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会倾听、会思考,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和切合点,因此也让观众在节目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让栏目的参与性更强,传播面更广,影响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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